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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紅色足跡】中共一大:“紅船”劈浪驚雷起
作者:政策法規科  更新時間:2019/6/18
【紅色足跡】中共一大:“紅船”劈浪驚雷起
更新時間:2018/12/29


中共一大:“紅船”劈浪驚雷起

    編者按:1921年7月,一艘“紅船”劈浪啟航。回首96年來走過的路,從浙江嘉興南湖的“紅船”到八一南昌起義的槍聲,從井岡山的號角到長征譜寫的壯歌,從抗日烽火到建國大業,從改革春風到小康藍圖,這是一段艱辛求索、百折不撓的偉大歷程。胸懷救國救民的崇高理想,肩負開天辟地的歷史重托,中國共產黨高擎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火炬,指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之路。
    今年,我們將迎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本報從這期起在一版開辟《紅色足跡》專欄,邀請作家余瑋以檔案為依托,特為本專欄撰文,講述從中共一大到十八大中鮮為人知的故事,再現中國共產黨在96年奮斗歷程中不斷成長的紅色足跡。
    浙江嘉興南湖的那葉扁舟,犁過洶涌、犁過風雨、犁過黑夜,駛過哀怨、駛過屈辱、駛過昏暗。因為夢想,13雙巨手擎起橫空出世的火把,棹槳搖出一個嶄新的世界,迎來第一抹絢麗的晨曦。此后,“紅船”引領著中國航行的方向!
    鐮刀割斷的是舊世界的枷鎖,錘頭砸出的是嶄新的天地。這兩件質樸的工具握在一起,成為開啟偉大征程的鑰匙!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籌建中國共產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前往上海,離京途中與李大釗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3月,在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的籌劃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成員多是五四運動中的骨干和積極分子。陳獨秀到上海后,就開始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先到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到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勞動團體去做調查。5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建黨工作的步伐加快。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等人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并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就名稱問題,陳獨秀在征求了李大釗的意見后,定名為“共產黨”。他們通過各種形式與全國各大城市的馬克思主義者聯系,建議他們在本地區發起建立共產黨組織。8月,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陳獨秀被選為書記。9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將《新青年》作為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刊物,隨后,又創辦了半公開的刊物《共產黨》,由李達任主編。陳獨秀在《共產黨》創刊號上發表《短言》(即宣言),文中明確提出“跟著俄國共產黨”,宣布“中國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就在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時,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在毛澤東的積極籌劃下建立起來。1920年夏,在醞釀籌備建黨期間,毛澤東先后在北京、上海與李大釗、陳獨秀有了直接的接觸和聯系。這兩個地區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狀況和共產主義者的活動,對毛澤東有很大影響。7月,回到長沙后,毛澤東從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尋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等團體,并與新民學會的中堅分子討論建黨的問題。蔡和森從法國來信,提出必須建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回信說:我對“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同年秋,新民學會已經擁有100多名會員,成為一個有相當社會影響的進步團體。在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的積極活動下,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冬在新民學會秘密誕生。
    1920年8月,武漢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取名為“共產黨武漢支部”,主要成員有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人。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內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共產黨小組”。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曾幫助天津、太原、濟南等地的社會主義者開展工作,對北方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起了促進作用。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不斷深入到青年學生和工人群眾中活動,為建黨做出不少貢獻。從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經過半年多的時間,中國先后有6個城市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其成員也在逐漸增加。
    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是在秘密情況下進行的,所以在黨正式成立前,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并沒有統一的名稱,有的稱“共產黨支部”,有的稱“共產黨小組”,有的直接稱“共產黨”。從性質和特征方面來看,它們都是后來組成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后,積極開展工作,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同時,工人群眾也開始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并涌現出一批先進分子。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
    1921年6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通過書信向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發出邀請,讓他們派代表到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除旅法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因路途遙遠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陸續抵達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當時,由于李大釗、陳獨秀在北京和廣州的工作繁忙,脫不開身,沒有出席大會。包惠僧是在廣州與陳獨秀商談工作期間,受陳獨秀委派參加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荷蘭人)和尼克爾斯基(俄國人)也出席了大會。

“驚濤駭浪”中的開天辟地壯舉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召開。會場陳設簡樸,氣氛莊重。13名代表加上馬林、尼克爾斯基兩位共產國際代表,共15人出席了會議的開幕式。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成立表示祝賀,并做了報告。
    中共一大召開了7次會議。第一次會議,代表們商討了會議議程及任務。在24日的會議上,各地代表向大會匯報了本地區黨、團組織的情況,并交流了經驗。25日、26日,大會休會,由黨綱起草委員會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后工作計劃。27日至29日,大會繼續進行,連續3天詳細討論了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各地代表在黨的性質、綱領和組織原則等主要問題上取得了統一的意見。

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中共一大通過的《關于中國共產黨任務的第一個決議》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時,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入會場。代表們問他找誰,該男子環視了一下會場,然后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便匆忙離開了。馬林見此情景,機警地說,這一定是敵探,馬上散會,會議改期改地點后再開。按照馬林的部署,出席會議的人員除李漢俊和陳公博外,迅速離開會場。十幾分鐘后,法租界巡捕包圍了會場,并進入室內搜查盤問,結果一無所獲。李達回憶說:“當時真危險,假如沒有馬林的機警,我們就會被一網打盡。”隨后,代表們商量改換會議地點,在李達夫人(浙江嘉興人)的提議下,決定到浙江嘉興的南湖去開最后一次會議。
    關于會場暴露、突遭搜查的原因,李達說是因開會時馬林說話聲音太大,引來了法租界的敵探;而董必武認為,馬林是荷蘭人,早在進入會場前,便引起了法租界的懷疑。其實,真正的原因是馬林早已經被法租界當局盯上了,他曾在荷屬爪哇從事革命活動而被當局驅逐出境,一些帝國主義國家都知道馬林是一個從事共產主義活動的革命黨人,對他的行蹤特別注意。

新的革命火種在中國大地上點燃

    代表們分批轉移到南湖后,在一艘游船上舉行了第七次會議。在會議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了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選舉了黨的領導機構。至此,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由于當時代表們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和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決定暫時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陳獨秀雖然沒有出席大會,但鑒于他的聲望和領導地位,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的另外兩位領導人是李達和張國燾,他們分管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曾有這樣一種說法:由于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期的聲名,使他得以成為黨的第一任總書記。其實,早在五四運動以前,陳獨秀已經以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宣傳者和倡導者聞名于思想界和知識青年中,被譽為“思潮界之明星”(毛澤東語,見《湘江評論》創刊號)。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陳獨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毛澤東在回憶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時曾說,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個轉變時期,可以說陳獨秀對我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
    在第七次會議進行中央局選舉時,唯一沒有選陳獨秀為書記的是劉仁靜。他曾這樣回憶:“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念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就沒有吭聲。1923年李漢俊到北京時,我去看他,他對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還表示感謝。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歷史意義,因為那時選舉好象(像)事先有默契,選誰每人心中都有數。”
    通行的中共黨史對中共一大的選舉情況幾乎成為定論,但在參加中共一大的一些代表的回憶錄中,認為中共一大除選出陳獨秀、李達、張國燾3人外,還選舉產生了一些候補委員。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了黨的誕生,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嶄新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雖然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社會上沒有引起過多注意,但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已經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點燃。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7年1月20日 總第3019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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