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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紅色足跡】中共二大:“紅章”肇始銘初心
作者:政策法規科  更新時間:2019/6/18
【紅色足跡】中共二大:“紅章”肇始銘初心
  更新時間:2019/06/18

中共二大:“紅章”肇始銘初心

 

    中共二大在黨史上承前啟后,誕生了許多“第一”:第一次提出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第一次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制定了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次喊出了“中國共產黨萬歲”口號。

 

    中共二大會址位于上海市靜安區老成都北路7弄30號(原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當年是中共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的寓所,也是我黨第一個秘密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所在地。它為兩排東西走向的石庫門里弄住宅建筑,磚木結構。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這里召開了黨的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中共二大。

 

    關于中共二大與會代表的原始資料,至今存世稀少,加之年代久遠,當事人的回憶或互有出入,或前后不盡一致,為中共二大留下了一些難解之謎,也給有關考證留下了更多的空間。

 

與會代表秘密集結輔德里

 

    1922年7月16日傍晚,一群年輕的共產黨人又聚在一起,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老成都北路7弄30號)拉開帷幕。

 

    “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變,曰辭職,曰省長不能到任,曰匪亂,而正式之交戰不預焉。”當日《申報》如此報道。翻開舊報紙,兵變、匪亂、交戰、餓殍,諸種“不幸之事”,幾乎每天見諸報端。就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二大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其實,中共二大曾有另一個可能召開的地點——廣州。當時,共產國際代表對廣州很感興趣,而陳獨秀與張國燾等人卻覺得,“當時,廣州風云變幻,是個是非之地,政治局勢并不明朗”。

 

    當然,中共二大召開時,上海的政治環境也十分嚴峻,中央局選擇輔德里作為開會地點頗費心思。當年,輔德里處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匯處,周圍相同的石庫門房屋連排連幢,使得輔德里并不顯眼。我黨創辦的平民女校正對李達家的后門,萬一有突發情況,便于及時疏散。這里也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聯絡站。

 

    鑒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遭到法國巡捕干擾的教訓,中共二大采取了較為嚴格的保密措施。為了會議的安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抱著孩子在門口放哨。

 

    出席中共二大會議的有中央局成員、黨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和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回國的部分代表。他們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12人(尚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詳),代表著195名黨員。

 

    據王會悟回憶,當時會場比較樸素簡陋,就是加了幾把凳子,兩只柳條箱放在窗口,上面鋪一塊布,當桌子用,“他們持續不斷地開,下樓吃飯的時候,也在飯桌上討論會務”。

 

    毛澤東于1936年在陜北保安的窯洞里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到1922年5月,湖南黨——我那時是書記……被派到上海去幫助反對趙恒惕的運動。那年冬天(注:應是夏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到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什么,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

 

    據張國燾回憶:“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已屆,但預定到會的李大釗、毛澤東和廣州代表都沒有如期趕到,使會期展延了幾天。”

 

    據史料記載,李達并沒有在“輔德里625號”久住,中共二大結束后便前往湖南自修大學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李達應邀協助尋訪、勘認中共二大會址,后經詢問輔德里老居民、核對變更的門牌號碼,終于確定輔德里625號為其昔日的寓所,中共二大會址最終得到確認。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收錄了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其中第二十九條有這樣的內容,“本章程由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7月16日—23日)議決”,明確指出了大會的會期。

 

    中共二大召開了8天,共舉行了3次全體會議。為了安全起見,大會決定以小型的分組會為主,盡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每次全體會議都要更換地點,而小會則安排在黨員家里召開。

 

    陳獨秀主持大會,并代表中央局向大會做一年來的工作報告,著重闡述了“黨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和策略”;張國燾報告了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經過以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團中央代表施存統報告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經過以及大會通過的決議。大會推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其他決議案。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黨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最高綱領和現階段開展民主革命的最低綱領”。

 

    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學說和遠東大會的精神,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討論了黨的任務,除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外,還通過了《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9個決議案。

 

    中共二大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另選出3名候補執行委員。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蔡和森、張國燾分別負責黨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可是,迄今找不到有關候補委員的文字依據,相關名單有待進一步查實。

 

    這次會議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在大會結束的7月23日,陳獨秀已然忘記這是秘密會議,直接從座位上站起來,如同演講般,高聲宣讀大會通過的文件。

 

    中共二大留下中共黨史上很多個“第一”:第一次制定了立黨之本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次提出了革命目標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第一次提出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即民主聯合戰線思想;第一次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正是這一連串的第一次,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從一大到二大在中國革命指導思想上發生的重大轉變。

 

首部黨章秘藏“空棺”得以保存

 

    中央檔案館珍藏著一本《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的鉛印小冊子,它是迄今發現的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獻。

 

    這本小冊子封面寫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字樣,保存完整,包含了中共二大通過的系列文件,如《中國共產黨章程》等。小冊子封面蓋有收藏章,“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

 

    中共二大閉幕后,中央領導機構按照規定,將大會通過的章程和9個決議案送給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由此有了文獻的俄文稿;與此同時,還鉛印了小冊子,分發給黨內的有關人員學習貫徹。而作為中共早期全國21名工人黨員之一的張靜泉在上海也獲得一本。

 

    張靜泉(1898-1932),又名人亞,1898年4月出生于浙江寧波鎮海霞浦鎮(今屬北侖區),1921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半年后轉為中共黨員。

 

    1928年冬,張靜泉奉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那時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籠罩,張靜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些黨內文件和革命書刊的安危,帶走不方便,留下來又有被國民黨搜去的危險,付之一炬更不舍得。怎么辦?經再三考慮,他決定將這些黨內文件和革命書刊從上海秘密帶回家鄉霞浦鎮,托其父張爵謙保存。

 

    張爵謙經過深思熟慮,找了個“兒子在外亡故”的借口,向鄰居們佯稱:不肖的二兒子靜泉長期在外不歸,又毫無音訊,恐怕早已死了。接著,張爵謙就在家鄉一個名叫長山崗的小山上為張靜泉修了一座墓,把兒子轉交的這些黨內文件和革命書刊用油紙裹好放入空棺里。

 

    張爵謙希望有朝一日兒子回來后“原物奉還”,沒曾想張靜泉于1932年積勞成疾,因公殉職。

 

    眼看寧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兒子卻依然杳無音訊,張爵謙只得登報尋人。“張靜泉(人亞)1932年后無音訊,見報速來信,知者請告。”1951年3月24日《解放日報》第三版底部刊登了這樣一行《尋人啟事》。這是經歷戰亂后一位父親對離散親人的苦苦尋覓。

 

    《尋人啟事》登了數月,無果。張爵謙沒有盼到兒子歸來,想想自己年事已高,這批重要文獻不能再“秘藏”下去了。于是,張爵謙讓在上海的三兒子張靜茂回趟家鄉。張爵謙從墓穴中取出了這批黨內文件和革命書刊,并讓張靜茂帶回上海交給相關部門。后來,上海相關部門將這批文獻的一部分呈交中央檔案館保存。首部《中國共產黨章程》等系列重要文獻因此得以完整保存下來。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7年2月17日 總第3029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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